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实盘配资平台是否透明收费，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这位曾以“结束混乱、重建稳定”为口号，率领英国工党赢得2024年大选的领导人，仅执政不到两年便要离场。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时至今日，斯塔默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
△当地时间6月22日，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发表辞职声明
从卡梅伦因“脱欧公投”辞职，到特蕾莎·梅困于脱欧僵局下台；从约翰逊深陷“派对门”丑闻失势，特拉斯因推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市场动荡，被迫辞职；再到苏纳克和斯塔默先后失去政治资本，英国首相职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迭。
英国为何在短短十年间陷入首相频繁更替的怪圈？
两党格局松动 政治版图加速重组
斯塔默的离任固然与其执政表现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这是英国近年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持续累积的结果。在经济增长乏力、脱欧后遗症持续发酵以及民粹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英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远未结束的结构性震荡。
在这一背景下，支撑英国政治长期稳定运行的两党制基础开始出现松动。二战结束后，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根据英国选举研究机构BES日前公布的研究显示，英国选民的“党派认同”持续下降，越来越多选民成为“浮动选民”，不再长期忠于保守党或工党，而是根据具体议题、候选人形象和经济状况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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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选举研究机构BES网站截图
2024年的选举中，工党虽然获得压倒性议席优势，但得票率仅约34%，保守党约24%。工党和保守党合计得票率降至约60%，远低于传统两党政治时期的水平。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政党支持率明显上升，显示越来越多选民正在寻找传统两党之外的政治选择。
△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视频声明截图
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该党以反建制、反非法移民和挑战传统政治精英为主要政治主张，近年来迅速扩大影响力，其支持者既包括流失的保守党选民，也包括对工党执政表现感到失望的部分中下层群体。地方选举和民调结果均显示，英国改革党已从边缘力量逐渐成长为影响全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量。
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便迅速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并宣称改革党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工党内部权力交接的施压，也折射出新兴政治力量正试图借助传统政党信誉下滑之机进一步扩大政治版图。
在传统两党时代，即使政府支持率阶段性下滑，依靠稳固的核心选民基础仍有较大回旋空间；而在当下日益碎片化的政治环境中，选民流动性显著增强，一旦执政表现未能满足预期，选票便可能迅速流向其他政党。斯塔默的下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
经济顽疾难解 执政空间持续收窄
英国政坛碎片化、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与该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高通胀、高能源价格、公共服务压力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相互叠加，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难以在短时间内交出令多数选民满意的成绩单。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截图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
过去十年间，英国经济接连遭遇多重冲击。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增速已明显低于战后平均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创新和产业发展动力减弱，以及脱欧带来的长期影响，持续制约英国经济表现。
脱欧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新冠疫情造成的财政负担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经济活力。尽管不同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和吸引投资的措施，但英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投资不振等深层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住房价格持续高企、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医疗系统压力增加以及地方财政困难等问题不断积累。
△2026年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春季经济预测截图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NIESR)今年4月发布预测，将2026年英国GDP增长预期下调至0.9%，企业投资和净出口均面临压力。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5月CPI同比上涨 2.8%，经济增长乏力、能源价格波动、公共服务承压以及居民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等问题相互交织。
在此背景下，普通选民的关注点也更加集中于日常生活层面：能源账单是否下降、医疗预约是否更容易获得、住房是否仍然可负担，以及工资增长能否真正跑赢通胀。
首相更迭背后的战略困惑
在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英国首相面临的挑战早已不局限于国内政治。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英国凭借连接美国与欧洲的特殊地位，长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然而，十年前的脱欧改变了这一定位。斯塔默上任后，试图通过深化英美安全合作、重启英欧关系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等举措重塑英国国际影响力，但在战略与现实能力、外交承诺与财政约束之间寻求平衡并非易事。
在对美关系方面，斯塔默试图延续英国历届政府重视对美关系的传统，多次强调英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试图加强与美国在北约、防务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但随着 “美国优先”思维持续影响华盛顿决策，英国的努力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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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文章截图
英国《卫报》几天前发表的文章指出，英国军费开支暴露的是英国的“防务困境”，英国政府试图在维持国际影响力与应对国内经济民生压力之间寻求平衡。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于2027年提高至2.5%，未来进一步向3%的目标迈进。然而，在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新增防务投入也引发外界对公共支出受到挤压的担忧。英国财政研究所数据显示，除非提高税收，否则增加军费将意味着其他领域预算面临压缩。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医疗、教育、地方政府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财政约束。对于以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执政承诺的工党政府而言，如何在国防投入与民生支出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项越来越艰难的政治课题。
从卡梅伦到斯塔默，十年间六位首相先后离场。唐宁街10号的“旋转门”不断开启与关闭，折射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显现的深层矛盾。
对英国而言，下一位首相或许很快就会出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诸多结构性矛盾能否得到有效回应。否则，今天离开的斯塔默，很可能只是这场“首相更替循环”中的又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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